张国焘如愿“清洗”红4军后，又把黑手伸向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

11月25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告鄂豫皖区“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说黄麻地区的党和武装“最初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说商城的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说皖西地区的党“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

12月10日，中央分局监委发出第一号通告：“当党内隐藏了许多了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做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

“肃反”的恶浪，泛滥到各个角落。

一天早晨，英山县少共妇女部干部汪荣华从睡梦中醒来，惊讶地发现往日人声嘈杂的县委大院却变得冷冷清清。一打听，才知道夜里进行了大逮捕，县委部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捕，上级认定这些人有的是“AB团”，有的是“第三党”，有的是“改组派”。

县委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32年4月初，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刘华清因病住进黄家楼医院。一天，来了两个县保卫局的人，扭着刘华清的胳膊就走。

刘华清问：“为什么抓我？”

两人不回答。

到了县保卫局，刘华清再次大声质问：“为什么抓我？”

保卫局的人说：“你是反革命、改组派！”

刘华清上将在回忆录中叙述脱险的经过：

我被关进局子后，见满屋子都是人。光线暗，开始看不清是谁，过了一会儿，慢慢看清了。地上铺满稻草，屋里人有坐的，有躺的；有不认识的，也有认识的，甚至还有比较熟悉的。没人讲话，只是彼此看看。我发现有个头发很长的人认真盯我一眼，往一边挪挪身子，腾出块地方，我就走了过去。刚坐下，我惊住了，这个头发乱蓬蓬的人竟然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潘思约！刚想询问，潘思约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暗示我不要出声，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呆滞状态。我只好赶紧闭嘴，心里难过极了，想哭，又不敢。

4月天气，晚上很冷，可是谁都没有被盖，就躺在稻草上互相挤着取暖。我在局子里整整关了三天，没有人和我说话，也没有提审我。可是，屋子里的人，每天都有被提审的，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大家都清楚，没回来的，肯定凶多吉少。

第四天，抓我的那两个保卫局的人来了，叫我跟他们走。我那时不满16岁，从没见过这阵势，很害怕。又想，我革命几年了，是干部，是党员，应该表现得坚强才对。不过，我现在面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战友，是同志，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坚强。心里乱得很，只好默默地跟他们走。

审讯室里，意外地见到了坐在主审席上的徐宝珊。我在县军区指挥部时，经常给他送文件。我年龄小，人也长得精神，又有点儿文化，在机关里很有人缘，徐宝珊也很喜欢我。徐宝珊似乎也吃惊，问：“你也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对保卫局的人说：“这个人先别审了，送回去吧。”就这样，我算是完完整整又回到局子里。

提心吊胆又熬了几天，徐宝珊让人把我叫去，说：“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然后话题一转，“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随即吩咐保卫局的人：“把他放了吧。”

我不是反革命了。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我暗暗庆幸，长吁了口气。

几天后，永河区委书记程坦也被徐宝珊释放，派到县委秘书科工作。

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找到宣传科长刘华清，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两人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编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革命军歌，广为流传。

“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许多鄂豫皖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被诬害：

黄麻起义领导人：曹学楷、戴克敏

商南起义领导人：周维炯、肖方、廖业祺

六霍起义领导人：舒传贤

鄂东、鄂东北特委领导人：王秀松、徐朋人

红1军领导人：许继慎、熊受暄

红15军领导人：陈奇、黄刚

红4军领导人：陈定侯、庞永俊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的结论是：“这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和损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其次，直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严重压制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党和军队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造成了党内盲目服从的现象。”

刘华清上将指出：“回想起来，只能说，这是一种恐怖而愚蠢的自杀行为。”

黄安五区（仙居区）的群众为了保护区乡干部，反抗县保卫局，并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

五区群众上山躲避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1000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