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4军移驻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亲自出马，“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央分局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33团团长吴云山和第1、3营营长被隔离审查（不久均查清没有问题而放回），分局派来的全权代表徐宝珊组成肃反委员会，由团政委李先念任主任。徐宝珊、李先念首先在全团动员，说明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后以连为单位，采取自报与检举相结合的方式，人人过关，逐个审查。每个干部和战士，都要在全连的军人大会上“亮相”，报告自己的姓名、籍贯、学历、入伍时间和家庭成份，是否犯过错误？是否损坏过武器？作战是否勇敢？等等，不得有任何隐瞒。自报以后经全连人员提出意见，认为讲得合乎事实，没有隐瞒，即算通过。否则，自己隐瞒地主、富农成份或所犯的错误，被人检举出来，当场就会被取下枪支、子弹，摘下红军帽徽，押送上级保卫机关集中处理。经过这种审查，各连差不多都有三至五人被查出有问题而送走。这些人经保卫机关审查，有的被关被杀，有的编入劳役队扛米袋子，也有的被证明没有问题后又回队参加战斗。

徐宝珊、李先念头脑比较冷静，没有大搞逼供信，未造成严重后果。

一天，上级保卫机关来人将2营一名叫程世才（中将）的副排长兼班长抓走，说他是改组派。2营营长孙玉清向李先念反映，程世才是个老实农民，参军后一直在连队，敢打敢冲，大家都了解他，决不会是反革命、改组派。

李先念找到老上级、11师政治部主任甘济时，为程世才担保。

甘济时说：那就很难说了，还有人说你是改组派呢？

李先念回答：我要是的话，就先供你出来。

两人哈哈大笑。

李先念把程世才带回团里继续工作。

原来，有个审查对象和程世才同名同姓，保卫机关抓错人了。

陈再道上将在回忆录中再现当年涉险过关的过程：

“大肃反”的主要对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不太干净，有文化知识的人。当然，有些工农出身的人，也被保卫干部传唤过，进行系统的盘问和审查。不知张国焘是怎么想的，他不仅坐阵指挥，还不时亲自审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象中了邪一样，“大肃反”这个紧箍咒，愈念愈紧，愈念愈凶，搞得鄂豫皖根据地人人自危，神鬼不宁。

有一天，我正在连部学文化，练习刚学过的生字，忽然从门外闯进个人来，傲里傲气地问我：

“你叫陈再道？”

“是，我叫陈再道。”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站起来回答对方。

“有事。你跟我走一趟。”

对方的出言吐语，硬得象块石头一样。我姓陈的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跟着来人走出了连部。

我一边走一边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我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个名堂。最后我才猜个八九不离十，准是要对我进行审查，便坦然地跟着他走进一座院落。

一进门，我就觉得气氛不对。

屋里的光线很暗，刚进去什么也看不见。我稍许定了定神，才看清屋里空空的，除了四个墙角，只在屋当中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前面坐着个干部。

那个干部看见我进去，摆出一副审判官的模样，开口就粗声粗气地说：

“你叫陈再道？”

“是。”

“哪里人？”

“麻城乘马岗。”

“什么成份？”

“穷苦人。”

“念过书吗？”

“念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都就饭吃了。”

“少废话！你跟哪些人有来往？”

“跟同志们。”

“你和哪个要好？”

“跟大家都要好。”

“我问你，有什么问题要交代？”

“没有。领导上都知道。”

这审讯式的一问一答，使那个干部很不满意。但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已经改变了方式，在拐弯抹角地审问我。特别是问到江子英同志，我一下子警惕起来了。因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他问的江子英同志。我想他们是在顺藤摸瓜，就要摸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个干部一再追问我，与江子英有什么关系？我却不管他怎么追问，实话实说，毫不掺假。我如实地告诉那个干部，那是在转战木兰山时期，江子英在队里当党代表，在吴家大湾介绍我入的党。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同志关系；从工作角度来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最后，那个干部无话可说了，又问了一些别的事情，就让我回到连队去了。

我在当时算是幸运的，没有受到诱逼打骂。对我为什么这样“客气”？我回来想了很长时间。首先，我要感谢江子英同志，大概他被抓起来之后，没有供认我是他发展的“党羽”。第二，因我出生在贫苦家庭，入伍前是个放牛伢子。第三，我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入伍前还都丢光了。第四，我平时很少说长道短，他们没抓到我的“把柄”。我想就因为这几个原因，我才安然无恙地过了“大肃反”这一关。

从9月13日至11月中旬，被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 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4军团以上干部有：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28团政委罗炳刚、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32团政委江子英、33团团长王长先、政委袁皋甫、34团政委吴荆赤、38团政委任难，柯柏园、范陀、高建斗、封俊、王明、魏孟贤，以及12个团的团政治部主任等。

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12师政委姜镜堂、原10师副师长程绍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干部，也在此期间遇害。

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做报告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注：指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陈昌浩在《红四军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宣称：“蒋介石、汪精卫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勾结了红四军的两个师长、六个团长、五个团政治委员，十个团政治处主任，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长及连指导员……准备马上暴动把红军拖到国民党方面去，根本上消灭我们红四军与鄂豫皖赤区。”

红四军与鄂豫皖赤区正是由这些军人出生入死所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