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英山城中的一栋小楼上，依然亮着灯。曾中生、徐向前注视着军用地图，反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两位战将的共识是：“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师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驻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来，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二百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曾中生从实际出发，决定改变东进计划，趁势进据蕲春、黄梅、广济。8月3日，4军军部率10、11师4个团南进，12师留守英山。在部队行动的同时，军部将这一变化报告中央分局。

两天后，4军主力进至蕲春县境。因夏季暴雨频繁，长江水涨，武穴一带化为泽国。所以，4军改变部署，决定先取蕲水、罗田，打开战场，诱敌进攻而消灭之，然后相机出武穴或东进。8日，4军进占蕲水，随后夺取罗田。

鱼儿上钩了。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命驻武穴的新8旅向广济、蔡家河方面“协剿”。蒋介石也命令10军军长徐源泉率41、48师各1个旅前往“截剿”。

18日，徐向前率2个团，急行军120里，奔袭进驻蕲春以北漕河镇的新8旅。19日拂晓，4军冲入镇里，敌兵从梦中惊醒，赤身裸体地沿着堤坝逃跑。四处一片汪洋，不少人落入水中。4军仅用1个多小时，全歼守敌，俘虏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获枪1200多支、炮14门。

4军乘胜进占广济城，并派一部取黄梅，由于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蕲、黄、广地区是红15军的诞生地，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归来。4军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迅速收缴了黄金20斤（后派人送交中央）、银子1800斤、大洋7万元。

4军虽然收获颇丰，但将领们心存顾虑。20日，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解释违命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

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完全要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同日，国民党军第10军占蕲水后继续东进，企图切断红4军后路。30日，10军4个团进据洗马畈地区。

红4军连夜撤回驻广济、英山的部队，于9月1日发起进攻，10、11师由南北夹攻，12师从东西两面配合。

周维炯、王树声率33团急行30多里，执行穿插任务。敌军1个团占据必经之地，拼命阻击。为了控制竹园林子阵地，周维炯率部与敌反复争夺5次，枪筒打红，刺刀捅弯。当天，双方进行了7次白刃战，33团伤亡较大，王树声负伤。

33团奋力打开突破口，4军其他部队冲入洗马畈镇内，将敌军分割包围，经数小时战斗，歼敌3个团大部。残敌趁夜暗逃到叶家集，又被4军包围。

4军主力在一个月内连克四城，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山）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色区域。这次南下作战被蕲、黄、广地区的群众生动地称为：“两徐之战”，共产党的徐元帅打败了国民党的徐上将。

张国焘不需要这样的胜利，他连续3次致信曾中生、徐向前，指责南下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张国焘命令4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曾中生、徐向前没有想到张国焘会上纲上线，只好撤叶家集之围，率部北返。

9月4日，4军移驻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在此开会，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成立鄂东临时特委。同时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干部认为4军南下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应开展英、蕲、黄、广地区工作，不应北上。

4军的干部们群情激愤，通过由曾中生起草的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先行北返，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12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则是少有的冷静的人，他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在组织上、行动上应执行分局命令北返。

下级开会反对上级，这给张国焘提供了把柄。

申明书反驳了中央分局的冒险计划：“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分局与军委根据昌浩同志意见，以为当我们已经扑灭英、太之部以后，敌人是如惊弓之鸟了，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或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迫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这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果而出此，吾辈将举鄂豫皖数年斗争的结晶，离开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和立场，贸然送给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腕之下，生不为革命之罪人也几希！”

如此犀利的言辞，更加触怒了张国焘，他视之为：“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9月上旬，张国焘在新集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会议，表示：“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13日，4军到达麻埠。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来到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的职务，取而代之。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开高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曾中生等一些干部据理力争，坚持认为改变军事行动方向是正确的，迫使张国焘承认自己选择以安庆为目标，在战略决定上“是疏忽的”，决定4军“不能到黄、广一带去”，也是不正确的。

张国焘并没有就此罢休，会议根据其意见作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决定将曾中生“调到后方来考察”。

9月中旬，王明决定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王明好友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11月3日，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里，做出了最终的裁决。

张国焘的东进计划是“战略上的疏忽”。

4军的南下行动是：“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

来信严厉指责曾中生：“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

张国焘有恃无恐，举起“尚方宝剑”。